一个农村女性出门闯荡的 30 多年

“出门闯荡的这些年，我过得很辛苦，有很大的局限性，也遇到过许多不公，但我从来没有生出长久的恐慌感。我总觉得，无论世道如何变化，我总能找到一口饭吃。”

邓芬的故事，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个缩影，她从重庆大山走出来到上海打工，再回到重庆市区安家。不同的是，吃苦耐劳之外，邓芬的眼界和头脑，使她跨了多种行业的人生，始终有一层自信的底色。

口述 | 邓芬（化名）

主笔 | 王海燕

闯荡和留守

我是重庆云阳人，我第一次出门打工，是为了赚钱退婚。当时是 1988 年，我 18 岁，已经订婚了，对方家里出了 500 元礼金。我跟未婚夫其实不熟，没过多久就不想嫁了，但退婚得还礼金，而礼金已经被我哥哥娶媳妇用掉了。

我打工的地方在湖北仙桃，这个地方现在做口罩很出名，那时主要是建房子，男的去做建筑小工，女的在砖厂垒砖，一天能挣 2 元钱。我在仙桃只做了 3 个月，还礼金是不够的，但那一年仙桃总下雨，没法干活，村里人都要回家，不许我一个人留在外面。我就只好回家去结婚了。

这门婚事不算美满，但有一点我倒很满意，就是我丈夫家住在公路边，交通方便。因我娘家住在山上，我小时上学，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，如果家里卖粮，我们几个孩子就要用背篓背到公路边才行，累得愁眉苦脸。所以我从小就想，如果有一天能住在公路边上，那该是什么神仙日子。

1989 年，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，第 40 天时夭折了，我受了一些打击，但还能承受。那时农村孩子夭折得多，比如我妯娌有个孩子，已经怀了好几个月，结果是个死胎，只能引产；我丈夫二姐有个孩子，养到 3 岁，在水缸里不小心淹死了；我丈夫大姐有个孩子，养到初中，被同学捅死了。孩子没了，女人们就继续生。

我的第二个孩子是 1991 年出生的，女儿，她出生后不到两个月，我丈夫就出门去打工了，跟村里所有的男人一样，去上海进拆迁队或建筑队。要么在浦西拆厂房民居，要么去浦东盖大楼。后来两个孩子来上海玩，路过一些著名的高楼，他常常会说：“我在这个工地上干过活儿。” 不过可惜，建好后，他再没进去过。

我丈夫去了上海，我在家也没闲着，借钱买了磨豆浆的机器，开始做豆腐。豆腐营养好，又比猪肉便宜，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算轻奢食品。做豆腐很赚钱，有 50% 的利润，剩下的豆腐渣还能养猪。并且我的生意做得灵活，农民如果没钱，用黄豆换也可以，我的生意不错，一天能挣 100 多元，而我丈夫当时在上海，一天工钱只有 30 元左右。

所以后来我丈夫就回家了。1993 年，我又生了一个孩子，家里继续做豆腐，还开了一家小卖店，养了十几头猪，建了新房子，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眼看着日子就红火起来，但忙碌使人心烦，我和丈夫原本和和气气，那时开始吵架，甚至打架。

其实归根结底，还是我俩价值观不一样：我丈夫勤快老实，谨小慎微，信奉靠力气吃饭；我却灵活大胆，自有主张，最看不惯因循守旧、不动脑子，两个人的矛盾也就在所难免。我丈夫比我高近 20 厘米，但打架我从不认怂，起码嘴上气势从没输过，结局自然是常常吃亏，但我丈夫也没讨到什么好，心情难以平复，所以两人也就只能继续大战下去。

到 1996 年，我感到实在过不下去，准备离婚了，甚至带着孩子去娘家住了好几个月，但最后还是没下定决心，个中原因很难一句两句说清楚。主要是怕离婚后，孩子跟着后爸后妈受苦。不过，家庭氛围搞成这样，对孩子更不好，那时我俩一打架，孩子就跟着哆嗦。思来想去，我决定也去上海打工，但得让孩子知道，爸爸妈妈总还是要回来的。

我刚去上海时真是乡巴佬，连红绿灯都不会看。我丈夫耀武扬威，并不教我，每次带我出门，交通灯一变，他就把我一推、一搡或是一拽，仿佛我是个大笨蛋。我自己后来慢慢观察，才发现了 “红灯停，绿灯行” 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这样文化不高的农村人，一开始进入大城市，是很无助的。

和其他村里人一样，刚去上海时我跟丈夫一起借住在拆迁工地上。但那里实在太脏了，最近的公共厕所在一公里以外，很多人就选择随地大小便，整个工地上，到处弥漫着一股骚臭味。我实在受不了，找了老家一个熟人，去了她开的花店打工。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情人节，店里很早就囤了很多玫瑰（我第一次见），到了情人节那一天，我们就把花瓣撕开一点，使劲用嘴吹开，吹得蓬蓬松松的，又大又漂亮，10 元一朵。

我看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，上海的钱可真好挣啊。一开始我自己也想开一间花店，但我没钱，又被鲜花在情人节后的价格暴跌惊吓了一番，立刻就打消了念头。但我还是想出去做生意，不想给别人打工，所以我开始观察其他的小商小贩，卖的什么，原材料有什么，价格多少，利润多少。

经过一个月的观察和自学，我开始在早上卖山东煎饼，下午先后卖过凉粉和炸鱼儿。我给自己的定位是，一定要做有钱人的生意，教训来自同行，有些专门做农民工生意的小老板，一个饼特别大，卖五毛钱，还要跟顾客纠缠不清。我说的有钱人，指的是上海本地人，比如他们会早上买煎饼给孩子，加个油条和鸡蛋；下午很多人买了小鱼儿，则是自己回家当个下酒菜。

小鱼儿为什么有人买呢？我注意到，是因为那时上海的弄堂居民，住房很紧张，常常一家三代人挤在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，夏天做饭热得要命，他们也就宁愿在外面买。这样的上海人，在本地人看来可能也属于底层，但在我看来已经是经济上很有余裕的另一个阶层的人了。

我的小摊生意其实还不错，但孩子爸不愿意干，觉得丢人、琐碎，所以除了每天帮我生好火，他是不会帮我做事、帮我出摊的。但实际上，那时活儿少，拆迁工地上，实际的劳动力常常是所需劳动力的 3～4 倍。我丈夫脾气还不好，学不会讨包工头的欢心，能分到的活儿就更少了。

所以 1998 年我公公病重，是让我丈夫先回老家的，结果回家没两天，又喊我快回家，说公公病危。我当时刚刚买了 1000 多元的烤串设备，准备升级一下我的摊贩事业，这些也只能扔掉，好在没多久，我公公就痊愈了。但我闯荡的第一阶段，就此中断，见识有限、视野狭窄、启动资本太少，还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黑天鹅事件，这是我以后的上海生活中，将会不断遇到的。

局限和突围

回到老家，我公公的病很快好了。我本来想继续做豆腐，但那时竞争大，生意已经不可能重回两年前的辉煌。所以 2000 年，我跟我丈夫一起，又去了上海。这一次我俩真倒霉，先是他在工地上受了伤，后来我又做了阑尾炎手术，于是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俩不但没有挣到钱，甚至赔出去了不少老本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下定决心不再做流动摊贩。所以我找孩子的三姑借了 6000 元钱，盘了一家小饭店。孩子的三姑，当时是我丈夫的兄弟姐妹里最有钱的，对我们也最好，她在老家当民办幼儿园老师，前夫还是镇上的会计。

那次盘的饭店不大，8 张条桌，请了一个拉面师傅，工资 800 元，外加我和丈夫，总共 3 人，却想什么都做，除了主打的拉面，我们还做了东北水饺、馄饨、快餐和炒菜。那个店，每天早上 4 点半就开始生火，凌晨 2 点才关张，拉面师傅只负责拉面，还常常中途溜出去看电视，剩下我和我丈夫，每天累得要死，下午和晚上，加起来能睡 5 个小时就不错了，每天恨不得走路都闭上眼睛。

很多农民工进城，白手起家做生意，都是从摆摊开始。地摊经济也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来源。

这个店只做了两个月，店门口就开始清除绿化，准备打围挡了。作为拆迁行业的业内人士，我和丈夫都知道，这是要建什么项目的前兆，所以当机立断把饭店转了出去。店铺转出去过后，我们一算，虽然每天进账有几百元，但支出更多，连本钱都赔进去不少。把店转出去后，我才知道店铺附近，正在修上海地铁二号线的一个出口。

也就是在那一年，我老家的邻居在上海地铁二号线的另一个工地上做工，隧道垮塌，被压死了，留下老家的妻子和两个孩子，分别是 7 岁和 5 岁。他们后来获得了十几万元的赔偿款，在那个年代算比较多的。

第一次开店失败，本钱也所剩无几，我只好又去当流动摊贩卖水果。水果利润不错，卖价是买价的 5 倍，只要天气好天天能上街，总能挣到一些钱。但偏偏那一年上海的雨也特别多，又大又急，我进货回来的水果，都堆在拆迁工地空地上，常常淋雨，西瓜一淋雨，就接二连三炸开。卖水果也很累，加上我常常淋雨，于是没过多久就得了支气管炎。

我就琢磨着，确实再也不能干这个了。刚好那段时间，我们一个当包工头的亲戚，从一个安徽人手里盘下了一家小面包店，卖一种现烤法式小面包。我的包工头亲戚一共花了 2.7 万元才盘下这家店，才 3 个月左右，已经有了 1 万多元的净利润。

我对这个利润率和销售数量感到很吃惊，所以也请求去他家店里打工，甚至提出可以不要钱。我的私心就是想学会了自己开店，人家一眼就看穿了，不但不许我在店里做了，还把我从拆迁工地上赶走了。但他们越防着我，我越觉得这生意可做，干脆去找了盘店给他们的原面包店老板。

老板是安徽滁州人，做包子起家，后来又转做面包。那时上海人买面包，一般都是按个，算下来两三元甚至三四元一个。所以，他们换了一种模式，即使带馅带烤肠带肉松的面包，都是论斤卖，折算下来才不到 1 元钱一个，生意也特别好。

那位安徽老板开了很多分店，盘给我亲戚的只是其中一家。我去找他学，交 1 万元，他包教会，并且准备好整套器材，只需要我自己找门市。当时我打工的师父家，有七八个学徒，还有很多连锁店，挣得盆满钵满。后来想想，这正是安徽人和四川人的区别，四川人在上海下苦力的多，安徽人则全部都在做生意，下苦力的人只知道零和竞争，做生意的人则强调共赢。

第一次开面包店，是我人生最大胆的一次，我找一个远房亲戚借了 1.5 万元，找孩子三姑又借了 8000 元，还找其他人 1000 元、2000 元借了不少，显然是准备一定要开面包店。后来等到债务还清，我才仔细一算，最多的时候，加上老家建房子的欠款，我背了近 5 万元的债务，每次想到，就一身冷汗。

学会做面包后，我的第一门市开在定海路，用上海本地人的一楼房子，临街的墙打掉，用木板把街道以外的部分包进去，做成了一个违建店面，开始卖面包。我在那个地方做了大概半年，生意特别好，光中秋节卖月饼就赚了 1 万多元，所以不到过年，我就把债务还清了。

但这个门市我只做了半年，就主动搬走了，因为店面实在太小，除了做生意，没有地方吃住。本以为离开这家店，再找一家不是难事，但从那以后，我开面包店再也没有顺利过。不到 2 年，我先后搬了 5 次店面，每次生意都不错，但最短的做了 7 天，最长的也只做了 4 个月。最短那次，是因为烤箱功率太大，把电线烧了，房东不愿意给我们再接电线；其余的都是因为拆迁，比如有的我们预计起码能做一两年，但转眼就拆了；有的店，旁边都没拆，独独拆了我们开店的一小段。

总结起来，还是因为我想控制成本，找的都不是正规门面，而是违章建筑，所以不可控因素就很多。而且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候安全隐患多大啊，比如我做的有一个店，房子是木头的，后面一家店做外卖盒饭，每天三个大灶，从早到晚没停过，我家两台大烤箱，24 小时开着，中间一层薄薄的木隔断，我和我丈夫就住在隔断边的楼梯间下，只感觉热得要命，却从未想过安全问题。

如此冒险，当然是为了省钱，省钱则大半是为了孩子。在上海时，我自己店里招过两个老家的孩子，一个是我姐姐的女儿，初中毕业就来上海打工，跟着我们做面包，睡在面包店里阁楼上，特别辛苦；还有一个是村里的邻居，来上海时只有 15 岁，在我的店里没做多久，跟一个外地做面的师傅谈恋爱跑了，没有音讯，后来我到处去打听才把她找回来交给她的家人。

这样的孩子，是我们老家大多数孩子的命运。你也不能说多差，但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这样。我自己只读了小学，总想多学点文化，但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允许，所以自己的孩子长大，我生怕有一天，我拿不出学费供他们。

街边的流动摊贩不光是很多人的生计，也方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，创造了城市的人间烟火。

因为面包店太累，搬家又多，我又开始找其他门路，选的是做堆场，就是把拆迁工地上的建筑材料，比如门窗、地板、琉璃瓦，以及各种木料回收过来，整理好，再卖出去。做这个生意的，大都是川渝人，因为跟拆迁工地熟，有货源。

跟卖面包比起来，做堆场称得上又轻松又赚钱，有时我晚上去拆迁工地上拉货，根本不用拉回场地，转手卖给浙江湖州人，做再生板材，一车货，转一次手就能赚好几千块。现在淘宝上卖的很多低价家具，就是这种材料做成的。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拆出来的各种材料整理好，再按二手建材的价格卖出去，大多数卖的都是大宗货物，所以很省事。

做堆场是我在上海做得最长久的生意，从 2003 年一直做到 2011 年，相比开面包店，这门生意轻松自在得多。唯一不足的是，做堆场也不是正规生意，只能在郊区，租的都是一些闲置荒地，没有任何生活设施，我们得自己用木板搭房子、打井、掏旱厕，并且也常常搬家。我说的木板搭房子，可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油光锃亮的森林小屋，而是各种破木板废料，跟打补丁一样打出来的花花绿绿的贫民房。

做堆场是一门性价比不错的生意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也是被排除在上海的正常居民生活之外的。不过比起开面包店时，我和丈夫两个人只能挤在揉面的案板下面睡觉，堆场的生活赛神仙，房子想搭几间就几间。

落脚城市
2011 年，我离开了上海，那时上海的大拆大建接近尾声，我的两个孩子也不需要我操心了。但我也不想回老家，一是村里、镇上或县里都不发达，没有生计；二是我习惯了上海的规则，做生意就做生意，清清爽爽，没有家长里短。

我没有那种落叶归根的想法，跟老家人的感情似乎也说不上多深厚。所以我最后在重庆买了一套商品房，是一个新开发的区，周围正在新建政府大楼和万达广场。我在重庆市里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本想继续做堆场，结果发现重庆没有相关的产业链。后来也考察了一些其他小生意，都没有定下来，决定先把房子装修好，住进去再说。

就在装房子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对我来说，装修可能是门不错的生意。首先我做了许多年堆场，材料好坏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；其次，装修很繁琐，一般人嫌麻烦；最重要的是，我能感觉到，很多在外务工的人，渐渐都要回乡进城买房了，这个市场很可观。

打定主意后，我就去找自己装修时的一个工人，跟他合作。这个工人做生意没什么天赋，但技术不错，又对当地很熟，正好跟我互补。一开始我们只能在小区的一楼租居民房当仓库，后来生意渐渐走上正轨，我跟合伙人分家，独自搬进了万达广场的正规门市。那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第一次在正规的门市里开店。

做装修的过程中，我渐渐对房产市场有了一些了解，很快就催促并帮助我娘家的哥哥和姐姐也在我所在的小区买了房。他们买了过后，那里的房价翻了一倍，还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问题。

现在，我的装修生意已经做了近 10 年，找客源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我还重新找了一个合伙人，是个大学毕业生，原本是我的客户，我俩合伙后，我可以在组织工人、材料把关、施工琐事上给他经验，他则能带给我一些新的思路，包括年轻人喜欢的装修风格。

去年新冠疫情过后，我还准备回老家开个养殖场，最近正在考察当中。其实无论做装修还是养殖场，对我来说，钱本身的意义都远小于挣钱的快乐。其实我从小就爱做生意，别的小朋友还在捏泥巴，我就要去割艾蒿卖钱。

回首我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算不上一个成功的生意人，毕竟曾白白错失过很多良机，但我也未曾行差踏错。我记得 2000 年左右，传销盛行，无论我婆家还是我娘家，整个村子几乎都全军覆没，栽进传销；2006 年左右，我丈夫家的所有兄弟姐妹，都被骗进了一个拆迁项目，至今未能完全清账。这两次我都独善其身，原因很简单，一个煎饼的成本多少、卖价多少、怎么想办法卖出去，这是我能理解透彻的事情。对我理解不透彻的事情，我从来不参与。

以前我女儿上大学时写过一篇文章，大意是说我们这样的农民工，因为社会发展和不公，一直生活在恐慌中。那篇文章在网上传播很广，连我身边都有一些人看到了，觉得写得很贴切。我倒不以为然，在我出门闯荡的这些年，我过得很辛苦，有很大的局限性，也遇到过许多不公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但我的确从来没有生出长久的恐慌感。我总觉得，无论世道如何变化，我总能找到一口饭吃。

当然，我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孩子的，我不要求他们去做一些所谓稳定的职业。我相信，这个世界上，唯一能让你稳定的，就是你自己的能力。

来源：三联生活周刊